季先生也知道你要讲他,钱文忠上巴黎人网站网

来源:http://www.i-pob.net 作者:巴黎人-国际学校 人气:51 发布时间:2019-09-21
摘要:1990年的1月31日,先生命我随侍到燕南园向冯友兰、朱光潜、陈岱孙三老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是非常的寒冷,当时也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

1990年的1月31日,先生命我随侍到燕南园向冯友兰、朱光潜、陈岱孙三老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是非常的寒冷,当时也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治学和为人。先到朱光潜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只有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陈先生倒是在家的,看到季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正好两卷本《陈岱孙文集》出版,陈先生去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这几幕场景过了十七年了,却一直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国内研究梵文的不过20人

北大至今还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虽然行辈、地位不能和季老相比,季先生却发自内心地喜爱、尊重他们,并不遗余力地给予赞扬。

吐火罗文是我国新疆地区一种失落的语文,重新发现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1890年一位英国军官在新疆库车发现吐火罗文的桦树皮文本,此后20年间,普鲁士、法兰西、俄罗斯等国的探险队在库车与吐鲁番附近不断发现写有吐火罗文的残卷与木简,使得柏林与巴黎成为世界上藏有吐火罗文文本最丰富的城市。吐火罗文虽然是印欧语系一个最远的东方分支,在词汇上受到印度—伊朗族语较大影响,但在语音与动词词法上却与邻近的印度—伊朗族语差异较大,而与欧洲人使用的印欧语言相近。吐火罗文用婆罗米字母书写,在西元6—8世纪的塔里木河流域以及附近地区使用,主要用于书写佛教经典、佛法譬喻以及阐释佛教思想和戒律的著作和戏剧等,当然也有关于商业贸易、医学巫术等内容的文本。1908年德国语言学家西克(Emil Sieg)与西克灵(W ilham Siegling)完成了对吐火罗文的突破性识认,发表了关于吐火罗文的学术论文,认为吐火罗文分为两种方言,焉耆地区的可称之为吐火罗文A,龟兹地区的可称之为吐火罗文B。此后,西克、西克灵经过长期的努力,加上比较语言学家舒尔兹的相助,合作巨著《吐火罗文文法》终于在1930年问世,成为跨入吐火罗学的第一个门槛。天书终于有了破译者,而破译天书的西克教授,无疑也成为吐火罗文之父。

题记:钱文忠跟我接触到的很多学人不一样。他时尚、帅气、率真,让人很有兄弟般的亲切感。他不世故,不迂腐,不清高,也不故作深沉。他很能谈,但绝无夸夸之势、做作之风,这里面有学问、有见识、有真知。 这个人研佛法、具佛心。佛学界惊呼出了这么个有才学的后生,更有高僧大德视他为知音。在西安大慈恩寺,大和尚甚至让他手捧玄奘顶骨,亲睹释迦牟尼真身舍利。这在佛门是很高的礼遇。 他是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季门立雪,他的聪慧和勤奋让恩师感慨:人才难得!他还得到了周一良先生、王永兴先生、王元化先生等许多老一辈学者的教诲和厚爱。他是目前中国仅有的几位专业研究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汤一介先生嘱望钱文忠:领军中国新一代杰出学者。 他的职业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一名教授,三尺讲台让他很受用,与学生的交流让他很愉悦。与别人不同的是,他带着司机去上课。他还收藏了不少名表和名贵的雪茄。曾有几年工夫,他无奈做了学问以外的事情,不料积下了大可让他一生安心治学的财富。所以,钱文忠的名字,不仅见诸专业的报刊杂志,更成为一些财经和时尚类杂志的头条。 更多的时候,他深藏书斋,研读古籍,手抄心经,按照很传统的师门路数做着寂寞的学问。他的《玄奘西游记》开印30万册,并且带动了一批相关书籍的出版。而钱文忠私下透露,真正的学问那是十年以后慢慢做的事业。 所以,钱文忠有很多“相”。他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玄奘西游记》受追捧,他签售同名书籍创下6小时5500册的记录,不过是观众和读者诸君见到的一“相”。钱文忠有更多的“相”,并不为我们所知。在钱文忠主讲的《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即将在央视播出之际,本报记者特别约请钱文忠先生访谈。对大家所关心的师生情谊、语言学习、如何讲述历史及治学等问题,年轻的钱文忠教授娓娓道来。 《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将开播 季先生只说了三个字:别夸大 文汇报:现在很多观众和读者都知道你是在中学时代受历史老师郝陵生的影响,1983年开始与季羡林先生通信,然后1984年报考北京大学,投到季羡林先生门下,成了季先生的关门弟子。你觉得季先生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钱文忠:这里有个现象很奇怪,很多人觉得我跟季羡林先生不一样。一方面我非常坦承地讲,季先生的确很喜欢我,是一个长辈喜欢小辈那样的喜欢;另外一方面,作为他的一个学生,他的确对我很看重。但是好多人觉得我跟季先生不像,最起码在表现出来的生活态度方面,包括生活的方式方面,我们是很不相像的。因为季先生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一个朴素的老人。 其实在本质上,很多东西我们都一样,比如说在安身立命方面、处事的方面,我跟季先生很像,跟季先生学了很多。我始终觉得,在做学问方面,我始终严守季先生的路数。他的路数基本上是两条。第一条,要尽量能够接触你所研究的课题的第一手资料,比如说研究近现代印度,你完全可以通过英语资料去了解,但是研究古代印度你就不够了,最好要去掌握梵文、巴利文这些古代语言。如果要研究新疆,像季先生就完全掌握了吐火罗语等古代新疆语言。第二条,你要竭泽而渔,就是在这个领域里前人有什么成果,尤其是西方学者有什么成果,你要尽可能把它看遍。你不能去掠人所美,人家做过的研究你不能去做重复劳动。你也不要去抹杀别人的东西。季先生认为由于无知,由于不了解而再去研究,这也是一种抹杀,当然这是一种无意的抹杀。我觉得在这两点上我受季先生的影响蛮大的。文汇报:你讲的《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什么时候开始在《百家讲坛》播出?你分几个部分来讲? 钱文忠:播出时间还没有最后定,已经全部录制完了。从1911年出生开始讲,讲到他1946年从德国回来,实际上讲的是他的学生时代。一共12集。 文汇报:近年来,媒体上关于季先生的各类消息接连不断,书店里关于季先生的书籍层出不穷。对于这种“热”的程度,你发出了“看不懂”的感叹。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的年代里“走俏”了,这是你觉得“看不懂”的主要原因,是不是也是开讲《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的出发点? 钱文忠:其实你的问题里已经包含了答案,难道不是吗?我之所以开讲《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确实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文汇报:季先生也知道你要讲他? 钱文忠:他知道,因为在讲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摄制组经过特别报批,进入医院拍了他一组很珍贵的镜头。 文汇报:他怎么认为? 钱文忠:他就说了三个字:别夸大。多一个字都没讲。 前些日子他生日,我去医院看他,他送给我一本书,上面写道:“文忠老弟,是真才子,但不要有才子气,有傲骨,但不能有傲气。”(笑)他认为我身上还有浮躁之气。老人家教训得对。 文汇报:据说现在季先生每年生日你都去磕头,你还代他老人家给父母去上坟,每年都去吗? 钱文忠:是。上坟却不是每年,但去过的。季先生的老家在山东临清。学语言是为了打开另一扇窗 除了勤奋外没有第二条方法 文汇报:很多人都知道季先生会十二种语言,你也会很多种语言,除了英、法、德、日等常见语言外,还能看或能说梵文、巴利文、吐火罗语等。你这些外语是怎么学的? 钱文忠:我觉得我们的语言教育,包括我们本身的中国语言教育,也包括外国语言教育是失败的。老一辈学者的英语水平我们都知道,实际上现在我们的英文水平、英语教育水平在下降,以至于现在我们觉得学一种语言好像里面一定有什么诀窍。在《百家讲坛》马上要开始播出的《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里面,我引用了季先生在1930年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英文入学考题,北大的英文考题是把李后主的一首词翻成英文! 实际上我们学语言除了勤奋没有第二条方法。季先生曾经讲过,学语言的要求有三点。一方面,对一般的语言来讲,要求你有天分,你没有天分的确学不好。第二,你还要勤奋。季先生认为这是一半对一半。他曾经讲过要“聪明人下笨功夫”。那么学最困难的语言呢?像学梵文,季先生曾经讲过“要最聪明人下最笨的功夫”。最聪明的人容易找,下最笨功夫的人也容易找,但要兼具这二者的人太难找了。你如果还要学一些在中国没有办法学的语言,那还要有机遇,比如能够出去留学,像季先生到德国留学就是个机遇。所以,他讲学语言要“天分”加“勤奋”加“机遇”,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实际上季先生在教我们语言的时候,包括我到德国留学的时候,用德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要学会游泳,那就把你推下游泳池”。我们在学外语时,包括季先生在教我们外语的时候,是尽快地进入原点,每一个语法通过不断地阅读去尽快熟悉它。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我现在在教学生的时候,特别强调背诵的功夫,就是有一些文章你要去背,去背几百篇短文。有一本《梵文语法》我是大致可以背的。 不过,我必须说明,我确实学过十几种稀奇古怪的语言,但是,离开“会”还有很大的距离。其中有一些语言,我也逐渐淡忘了。我很难过,我对不起自己曾经的付出。我非常难过。 文汇报:很多人都受困于语言教育问题,觉得学一门外语都很难,何况你会那么多种语言,看来大家对学习语言有很多误解。 钱文忠:那天苏州一家电视台的记者说一定要采访我,就说一句话,用梵文说一句“苏州人民好”。这就是对语言的一种误解。在那时候谁知道“苏州”梵文怎么说?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坐飞机去印度,你非要我用英语说,我只能说坐“铁鸟”去印度,那时候没有“飞机”这种东西。我们现在把语言都看作一种工具。学好语言原来是为世界革命服务的,后来是为改革开放服务的,语言本身变得没有价值。其实语言本身有很重要的价值。我始终认为语言本身是有本体意义的,学语言是为了进入另一个世界,为你多打开一扇窗而已,至于那扇窗外面是什么,它肯定有东西,也许是繁花似锦,也许是一片沙漠,也许是一片雪山,但是毫无疑问,它跟你所坐的房间里的景象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语言的价值。 文汇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在1960年招过一届,然后就是1984年的这一届了。此后好像也还招过一届。季先生在你之前很多年,都没有招到梵文、巴利文专业的学生。你在中学时代和季先生通信,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1984年决定恢复招收梵文巴利文本科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你是否感到过枯燥? 钱文忠:刚开始时有,但慢慢学进去就不觉得枯燥。你要是真喜爱一个东西的话,用季先生的话说,一种很枯燥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学出一种美感,在过程中你会带着一种审美的心态去学习,那你就不会觉得枯燥。就好像我们欣赏一种抽象艺术,开始我们会觉得枯燥,觉得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你一旦进入了之后,会觉得其妙无穷,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文汇报:那你的学生中有没有对梵文巴利文特别感兴趣的? 钱文忠:有,但他们始终把梵文、巴利文作为一种辅助工具。比如哲学系的宗教专业有学生来学,有一两个学生学得特别好。包括还有一些搞中国文学的、搞音韵学的学生来学,但都学得比较短,就一个学期或者一年,只是能够给他们多提供一种可能性而已,这种可能性到底能够实现多少,这要看他们个人的造化。 文汇报:这种语言怎么学? 钱文忠:梵文、巴列文是一种拼音文字,都是印欧语。用减法讲玄奘得到加法的结果 为大家找回被遮蔽的文化伟人 文汇报:你是《百家讲坛》栏目最年轻的主讲人之一。王元化先生看过《玄奘西游记》之后认为:“我觉得钱文忠说玄奘,还是不错的。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乱下结论,或讲一些搞笑的东西,但一集集看下来,印象很好。他把玄奘身上那种使命、理想、追求,不顾千难万险,敢于经受考验的精神都一步步给发掘出来了。这是中国人的舍身求法的精神,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 我觉得你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玄奘,跟我们看到的名著《西游记》和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记》里的玄奘不同。如果用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玄奘,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钱文忠:第一,玄奘出生于没落的世宦家庭、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的人,他的身上汇聚了很多难能可贵的品质,第一是特别聪慧,第二是非常勤奋,第三他志向高远。他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纯粹的一个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惜一切的人,当然在他的心目中,真理是佛教。他之所以在中国被不断地娱乐化,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他不理解。在传统文化中往往倾向于把知识当作是一种交换的工具,比如我们原来常讲的“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或者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朝跃龙门”等。难能可贵的是,玄奘在回国之后,他从来没有动过这个脑筋,他没有用他在印度求学获得的成果去获取任何世俗的东西。他不但没有按照唐太宗的要求还俗去担任官职,连当时佛教界的高级职务都没有担任过,他只不过是担任了大慈恩寺的方丈,而大慈恩寺当时并不是一个很古老的寺庙。我们大家都不理解他,他这样不惜一切悉心求法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就是为追求一种真理。他是一个有宗教情怀的人,他是在超越的层面发现价值。这一点对我们这个实用主义非常发达的民族来说不好理解。这个人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在唐朝都知道这个人,但是很快就被娱乐化了,被消解化了,因为我们觉得他实在太怪了。而一个太怪的人,是很容易被娱乐化的。在俄罗斯民族的传统中有“圣愚”的传说,大家都觉得他很滑稽,实际已经成了一个傻子了,我们都不理解了。玄奘实际上在中国很难逃脱一个命运,就是被消解、被娱乐化的命运。 文汇报:你这个观点很新鲜,也很有见地。那你觉得今天讲玄奘有什么现实意义? 钱文忠: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非要追问一个历史人物有什么现实意义,但是玄奘这个人我觉得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对玄奘最好的评价实际上还是鲁迅先生的话。其实我们原先只是仅仅把玄奘归为舍身求法的人。我们解释《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这篇课文的时候,也把玄奘仅仅归结为舍身求法的人。实际上鲁迅讲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玄奘都符合,而鲁迅先生最后把他归结为“中国人的脊梁”。我想玄奘体现出来的精神和他为这种精神所奉献出来的一生,本身就是一种“中国人的脊梁”。我相信一个民族没有这种脊梁,它不是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 玄奘这个人物非常有意思,在人类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人物。前不久,我有幸在西安拜见大慈恩寺方丈增勤大和尚。他去年访问了印度。他告诉我,到马路上找十个印度人,根本没有听说过释迦牟尼的有八个,没听说过玄奘的人不会超过两个。在印度,佛教的代表人物成了中国的玄奘。增勤大和尚就很惊讶。这种情况后来大概只有一个人做到了——加拿大的白求恩。在中国的历史上到底有多少真正国际性的人物?有多少真正超越本民族的文化范围,在世界范围留下过影响的人?玄奘是很少见的一个。 文汇报:实际上,玄奘这个被娱乐化了的人物已经很难再改变过来了,玄奘的形象完成简化为唐僧了,你怎么把玄奘再归回玄奘? 钱文忠:我在《百家讲坛》讲《玄奘西游记》的时候实际上有这样的考虑,讲历史人物很容易做一个加法,会加入好多戏说的成分,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历史本来就已经丰富多彩,你用减法就够了。应该去除掉一些无根之谈,用减法去讲,把历史最精彩的东西讲出来。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会显得比较单调,像玄奘这样的人物,他本身的价值是怎么体现出来的?他的价值是在隋唐佛教史和隋唐中外文化交流史、隋唐文化史这样一个三维的背景之下凸显出来的,所以把玄奘的经历去除掉神话部分,做一个减法,把它干干净净地抽出来,抽成一个骨架,同时把他这个人的一生融汇在大唐盛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佛教史、文化史的背景下讲,他就会比较丰富。实际上《玄奘西游记》这部书对一些非专业的读者来讲,也可以视作是隋唐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最起码是中印文化交流史或者中国和西域的文化关系史,或者隋唐的一部分文化史来读。 文汇报:你是用减法,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钱文忠:当时《百家讲坛》叫我讲的是《西游记》里的玄奘,但我把它讲成了玄奘的“西游记”。我倒过来讲,因为我觉得《西游记》本身没有什么可讲的。我比较欣慰的是,我没有剥夺掉中华民族已经喜闻乐见的一个娱乐形象,我没有对大家喜欢的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言以蔽之曰:“胡说八道”,我从来没有去评价过这些。我只不过为大家找回了一个原来存在过,后来被遮蔽、被遗忘的文化人物,为我们这个民族找回一个真实的文化伟人。我用减法讲述历史,但是我得到一个加法的结果。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难题。

钱:季老先生并不直接给我们上课,他的学生教我们,但我们经常去请教他,季先生家的大门是开着的,谁去找他都可以。我是走动比较多的。

季羡林与陈寅恪在人生机遇上也有太多相像,所不同的是,“陈寅恪的祖上是陈宝箴,家中世代书香;季老出身贫寒之家。”

首先,吐火罗文是一种失落的语文,是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懂的绝学。“为往圣继绝学”是“仁者”的文化使命。如果说学习吐火罗文是由于偶然的机遇,那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却是先生的自觉选择。虽然梵文在印度和尼泊尔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运用这种语言的人已经很少了(在印度只有14000多人),所以梵文与巴利文基本上也属于古典语文。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精通梵文和巴利文并且熟练运用到佛教和印度学研究中,以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于佛教传播中的历史问题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举世并无几人。季羡林也曾学习过希腊语、拉丁文,还有学习古埃及语文的想法,这都表现出一种“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先生临终之前,还有一种复兴国学的企图,就是读古书必须读原文,不要读译文,不要读简化字的文本,而且复兴国学要从娃娃抓起。古书用白话文翻译之后,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很多古典词汇根本就没有现成的现代汉语对应词汇,就此而言,季先生的提醒具有警示意义。至于复兴国学从娃娃抓起,表现出先生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忧虑:为什么“五四”之后那一代、包括季先生这一代人,即使是研究西方或印度学问的,国学的功底都很过硬?而现在即使那些研究中国文学、哲学的学子,国学底子仍然不过硬?就是因为没有从娃娃抓起。先生临终之前复兴国学的这几点想法,有没有现实可行性完全可以讨论,但它表现出先生“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忧患感,则是很明显的。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是关于季先生请年轻人吃饭的。一次是请我吃饭。有一年假期,我没有回上海,躲在北大。一天,我拉上窗帘关紧门,点上蜡烛看书,隐隐约约听到楼道里有悉悉簌簌的声音,一会儿有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季先生不放心我,在助手李铮老师陪同下,特意来叫我去吃饭。这顿饭吃的什么,今天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但是,开门看见季先生站在昏暗的楼道里的情形,却至今犹在目前。

钱:老先生是很谦虚的。我记得大一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关于日本佛教的文章,季先生就去请周一良先生看。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这个专业的。实际上他对这个领域也有相当的了解,但他对学生相当负责。遇到这类情况他都会写信转给这些领域的学者。

正因如此,季羡林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的北大学子那里,得到了一种亲切真诚的热爱。“北大校园里,学生不少是骑车如飞的。前面若有人挡道,一般都是大按车铃催促不已。然而我多次看到,只要学生知道路前面慢走的是季先生,他们都会跳下车来,安静地在后面推车而行。不少时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后已排起长龙。”

正是这位吐火罗文之父,看上了来自吐火罗文出土国的季羡林。其实,季羡林学习吐火罗文是非常偶然的。如果不是因为战争阻断了季羡林的回国行程,如果不是季羡林的梵文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如果不是西克教授来接任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职,如果不是西克教授觉得季羡林是一位可塑的语言天才而近乎武断地硬要将自己的看家本领全部传授给这位异国学子,那么,季羡林可能压根就与吐火罗文无关。因为在这之前,季羡林的大脑中已装有7种以上的外国语文,一个人的头脑究竟能够容纳多少种外国语文?季羡林心里没底。但是,既然是老先生武断地要把全部看家本领传授给自己,那么,你敢硬教,我就敢硬学。开始学习这种天书的时候,他是感到很苦,但是不久学习兴趣就来了——每周2次课,非但不以为苦,反而渴望上课了。

我为何如此敬重季羡林先生

《玄奘西游记》再度挑热《百家讲坛》

钱文忠沪上开讲季羡林之学术人生。     年前,中央电视台将季老评选为2006“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曾引发广泛争议。此次,当追随季羡林23年的钱文忠亲口述及恩师人生的点点滴滴,在场读者听后无不热泪盈眶。

季先生是大智,他请辞“学术泰斗”与“国宝”是谦虚,而请辞“国学大师”则是实心实意。我们应该用更准确的词汇为先生送行: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复兴的主将,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千古!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那么,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仅如此,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然而,也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后来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给季先生带来麻烦,但是,季先生总是以非常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他们。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年轻人和季先生年龄、地位都相距遥远,但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长者。

我们不会为语法什么的去麻烦季先生,主要向他请教学术问题。我们上了专业很快就进入学术问题的探讨了,遇到想不清的都去问他。其实学者的时间都是相当宝贵的,但我们那时候都是小孩子,不懂啊,写了东西就给季先生送过去。他从来都会给你很认真地看啊,修改啊。

链接      ◇母亲是内心的软肋

季羡林先生曾经描述他的夫人彭德华一辈子都不知道他搞的这一套是什么玩艺。其实全国敬仰先生的人,对先生在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又知道多少呢?不说别的,仅就季先生深入研究的吐火罗学,我想就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而这恰恰是季先生文化成就的象征。

那么,季先生的主要领域是什么呢?他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呢?他又是凭借什么样的重要贡献才会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如此高的声望和地位呢?

钱:我上高中的时候,历史老师郝陵生喜欢讲些课堂以外的东西,比如印度学、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这些引起了我的兴趣。

数亿收藏赠予北大

由于吐火罗文是以佛教为主题的文本为多,在季先生后来的印度学和佛学研究中,认为早期的佛教并非直接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而是经过了中亚细亚的中介。1974年春,在新疆焉耆县千佛洞附近发现了88页吐火罗文残卷,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了解到,在现今世界上只有20多人懂吐火罗文,而在中国就只有季羡林懂。李遇春便来到北京,将携带的残卷交给季先生。季羡林经过10多年的研究,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原来这是一部宣扬佛法、名为《弥勒会见记》的27幕剧本,季先生的破译也终结了吐火罗文出土在中国、识认在外国的历史。尤其是先生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英文本在德国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先生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他被聘为在冰岛出版的世界上唯一一种《吐火罗文及印欧语文研究》杂志的顾问。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并不很多了。有不少事情是我经手的,因此我知道的就比较多一些。季先生往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情。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季先生都会给予支持。我清楚地记得一张汇款单子上季先生的留言:“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

季羡林创办的北大梵文巴利文专业,在1984年招收了包括钱文忠在内的8个弟子。这些弟子因为学了这门“古怪而又不实用”的专业,被很多校友视为怪物。大半弟子陆续转走,到今天仍然从事古印度语言、文化研究的,仅剩了钱文忠一人。

学者往来

那么,季羡林在中国开创的吐火罗学,对于季先生的文化成就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到了现在,季先生和他那样的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青周:到今天,全中国还有多少人学梵文巴利文?

 

其次,吐火罗学作为一种文化纽带,具有联结各大文化的象征意义。吐火罗文作为中亚细亚的语文,在中国境内却属于印欧语系,在地理上与印度、伊朗接近但在语言上却更接近欧洲人使用的印欧语言,这对于季先生的文化成就极富象征意义。先生通晓国学,他曾在哥廷根大学从事汉学的教学与研究,在90年代以后倡导国学,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观,思维的直观性,审美的品味性。但是,窃以为,季先生对国学的通晓与倡导,乃至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仍和“国学大师”的“牌子”不符,因为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不在国学这一方面。即使从所谓“大国学”的角度,也不宜称先生为“国学大师”,因为先生的主要学术成就是运用西方现代的学术方法研究印度学。“国学”这一概念是与“西学”、“印度学”等概念相伴而生的,如果把所有学问都囊括到国学之中,实际也就取消了国学。因此,即使是偏重于国学的《季羡林文集》第9卷和第10卷的《糖史》,也具有跨文化交流的学术眼光。他认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糖”字有相同的读音,例如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Zucker等都来自梵文sarkara与巴利文sarkkhara,由此推断蔗糖是从印度通过波斯传入欧洲的,所以《糖史》(一)作为单行本出版的时候名为《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通过糖史的叙述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洲、美洲、非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会,从而具有跨文化研究的意义。季先生通晓西学,他在清华念的就是西洋文学系,留学德国受到了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他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视野以及主题学、母题研究的方法,就是从德国学到的。而且先生除了通晓德文、英文、法文、俄文、南斯拉夫文等现代语文,还学习过希腊文和拉丁文,没有人会说季先生不懂西学,但是又不能说季先生是“西学大师”。鉴于季先生精通梵文、巴利文以及在印度学方面的巨大贡献,称他为“印度学大师”、“东方学大师”,可能比“国学大师”更恰当一些。但是,他在研究佛教及印度文学对中国影响的时候,经常会注意到中国对印度的影响这一回流现象。因此,注重各大文化之间交流的季羡林,是名副其实的跨文化研究的学术大师和语言大师。如果结合他的散文创作,那么,称他为文化大师也很准确。

啥是季老的看家本领

青周:除了谈学问,季先生跟你们聊其他的吗?

 

1946年季羡林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和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后,发表了一些论文,但是在学界引起较大关注的论文却是《浮屠与佛》,这也是先生本人在1949年之前最满意的两篇论文之一。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就“浮屠”与“佛”谁先谁后的问题,论争非常激烈,季羡林就利用自己的吐火罗文知识,澄清了“浮屠”与“佛”的长期存在的不正确认识。季先生认为,“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译,而“佛”则来自吐火罗文,二者意同而渊源不同,“佛”并非“浮屠”的简称。

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南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等的学习和研究上。季先生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

钱:是在开学的第二天,季老把我们梵文班的8个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刚看到季先生我很难把他和大学者联系起来。他就是一个很朴素,很清瘦的老人。他经常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老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有时一看两小时。这些学生两三天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主席台上的季羡林校长。

◇将陈寅恪奉为恩师

尊老爱幼长者之风

我们只聊学术,没有别的,其他的他也不跟你谈。老人家是个非常纯粹的学者。我跟他那么多年,除了学问,基本没发现他有别的爱好。

日常生活

季先生的主要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都可以非常清晰的被分成三段。从一九三五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到一九四五年回国为第一阶段。季先生的留学,抱有一个和当时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绝对不利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换句话说,季先生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把洋人哄得一愣一愣的以获得博士学位,而回到国内却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把国人唬得一愣一愣以成为名教授的人,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决心进入当时国际人文学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拥有巨大先天优势、深厚传统的印欧语言学领域里大展身手,所谓入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

国内研究梵文的不过20人

众所周知,北京司机很厉害,嘴巴不饶人。然而,他们都愿意为季老服务。起先,钱文忠以为是季老常常给司机的孩子备些礼物,给司机递烟起的作用,后来,有几位司机告诉他:“我们接送过的大人物,几乎都是不怎么和我们说话的,到了家也是夹起公文包自顾自走了。只有你的老师季先生,下了车道谢不说,还要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的车子驶远。”季老对司机的尊重,令他们非常感动。

出生于一九一一年的季羡林先生今天已经是九十六岁高龄了,在我考进北京大学的一九八四年,季羡林先生也已经是七十三岁,年过古稀了。

我们不能拿现代语言的观念去衡量古代语言。这门语言留下了很多疑团,无论从词汇、语法还是句法上,你还需要研究它。季先生教这门语言,时常会告诉你,最近哪里又发现什么残卷了,哪又发现写本了。就好比中国的甲骨文,还有很多都是我们不认识的,还需要研究的。

季羡林常常为年轻学者的著作写序。因为序写得多,又往往会列上一大串年轻学者的名字,难免为不知内情者所诟病。在钱文忠看来,季先生这么做是为了“不遗余力地提携年轻人”,“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更是家常便饭。”

我们还必须牢记,在这第三阶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还投入到包括敦煌学、吐鲁番学、比较文学等等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组织的开创、建立、完善上了,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做出了别人无法替代也很难相比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任何人无法对这一点有任何指责和争论。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青周:没为学业少挨季先生批吧?

季羡林爱养猫,这很多人都知道。“季先生是把猫当老虎来养的。他的猫不牵皮绳,却能跟着他在北大校园里闲庭散步,比狗还强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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